“一带一路”建设即以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为支点，推动中国和沿线国家务实互利合作向宽领域发展。交通运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官”、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这就要求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打通或提升我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空间联系，统筹谋划国际陆、海、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加快形成纵贯南北、横跨东西的国际综合运输体系。前不久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7)》中，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秦建国提出，构建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交通运输走廊，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企业“走出去”。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走廊

秦建国建议，要积极推进境外关键通道建设。我国内陆地区在国际物流方面存在不靠海不靠边的客观制约和开放口岸少的短板。因此，要挖掘既有通道的潜力，特别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巴、中孟印缅等已经基本形成的国际运输通道潜能。逐步破解国际运输通道的瓶颈，既有的新亚欧大陆桥等通道是公路、铁路、管道等组成的综合性运输通道，但大部分还是以公路为主的单一方式运输通道，且周边国家的公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因此，应以周边国家为重点，积极推进境外关键通道建设，充分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统筹和创新融资渠道，综合利用多种手段，积极推进境外铁路、公路通道的缺失路段和瓶颈路段建设，畅通国际运输大通道。重点加强中蒙俄、中巴、中孟印缅、大湄公河次区域通道等北向、南向的陆上通道建设，加快额哈、中缅、中老泰、中越等铁路以及中缅公路建设，推动澜沧江—湄公河航道整治二期工程等。紧抓全球航海业“由西向东”转移的窗口期，与斯里兰卡共同打造印度洋海上航运中心。同时，密切对接各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如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哈萨克斯坦—新丝绸之路”项目、土耳其的“2023高铁战略”，与这些国家进行项目对接与合作。

搭建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基础设施投融资框架。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两大机构为投融资平台，搭建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基础设施投融资框架，优化投资渠道，鼓励发行长期债券或设立各种创新融资工具，可以较好地满足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适时推进PPP模式，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私人部门投资者的吸引力，动员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多边银行可以进一步推动本币债券的发行和/或地方债务融资的发展，帮助吸引长期投资者投资于基础设施PPP项目。此外，对一些投资金额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贷款、本国政府财政资金、外国ODA、本国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方式予以推进。

同时也要完善国内物流大通道，加快提升运输枢纽服务水平。重点支持沿海口岸城市的具有口岸功能的货运枢纽（物流园区）以及国际陆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将使我国新疆、云南等边境省区从开放“末端”归位于“前沿”，未来应以这些省区内的重要节点城市、口岸为依托，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国际运输服务能力，强化其对外门户枢纽功能。同时，建设集产品加工、包装、集散、仓储、运输、报关、保税、代理等功能为一体的区域性商贸中心和配送物流中心。

畅通安全可控的海上运输通道

完善海运服务网络。海上丝绸之路推动着港口基础设施的完善配套，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和海运强国的重要抓手。秦建国认为，要完善沿线国家间海运服务网络，积极开拓新的海上航线，积极推动海上互联互通。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舟山、厦门等港口为重点，拓展现代港口服务功能，推进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推动港口由运输枢纽向国际物流枢纽、商贸交易中心、国际资源配置中心、对外开放政策创新高地的高水平国际门户发展。发展国际集装箱干—支网络运营模式，因为其将会影响未来港口格局，对一体化运输方式、多式联运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带动支线运输及海铁联运的发展。优化海运船队结构，提高集装箱班轮国际竞争力，培育我国游轮运输品牌。

同时要加强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能力建设。要积极推进境外海上战略支点建设，鼓励、支持、引导企业通过投资、参股、长期租赁等方式参与境外港口建设和经营，提升对战略性港口的控制力和话语权，建设一批海上战略支点。同时要不断深化与有关国家在航行安全、搜救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增强海上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海上运输能力的畅通能力，保障我国能源资源等战略物资运输安全。

助推交通运输企业“走出去”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应切实支持交通运输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好统筹布局、宣传引导、协调服务，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做好企业“走出去”的后盾。同时，还要有具体的支持政策，有的项目经济效益差，但在国家层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较差，秦建国认为国家应该在资金、财税、土地、人才等方面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及早占领创新的高地。

提升“走出去”水平。秦建国建议，充分发挥国内交通运输领域规划咨询、工程建设、技术装备、运营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基建、疏浚和装备制造企业逐步向策划、设计、咨询等高附加值和高利润率的产业链上游过渡，带动资本、装备、技术、标准等“走出去”，提升“走出去”水平。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法律及相关政策，做到知己知彼，同时要规范“走出去”的经营行为，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实现与当地的融合发展、共同发展。另外，企业“走出去”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组织管理水平，加强与国内企业的联合，形成合力，提升竞争力。鼓励快递企业聚焦北美、欧洲拓展服务网络，促进寄递服务与跨境电子商务联动发展，支持建设一批国际快件转运中心。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速铁路正在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并呈现多强竞争格局。我国已经在轨道技术、车辆装备、移动信号等各方面具备过硬的实力，应建立高铁装备“走出去”统筹协调机制，明确战略路径，整合国内力量资源，带动我国设计咨询、建设施工、装备制造、技术服务等全方位对外合作，促进铁路“走出去”从单一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方向发展，积极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努力打造我国铁路“走出去”升级版。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合资合作等资本运营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秦建国建议，由政府主导成立包括设计、施工、整车、关键部件、运营等相关单位在内的联合体，发挥高铁行业的整体优势，形成国际级产业力量，以及从设备出口到系统标准输出的转型升级。（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