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一带一路”：海外建设新版图》在京发布。这是国内首部聚焦“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风险的蓝皮书，由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合推出。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非洲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领域，展望未来，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加强。毋庸置疑，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获得收益的同时，还将为“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带去资本和技术，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但也应清晰地认识到，随着海外投资步伐的提速，我国企业面对的舆论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源掠夺论”“新殖民主义论”等对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负面论调开始蔓延。中债资信国家风险研究团队报告提出，“舆论风险所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当负面舆论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燃烧’的临界点时，就易引发更为广泛层面的国家风险，舆论风险很可能成为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法律风险的导火索。”

负面论调发酵为哪般？

肯尼亚智库曾在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在马达加斯加投资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投资者更喜欢与外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建立独资企业，而这种投资形式的一大弊端就是不利于向当地的技术转移。因此，“中国企业未向当地提供充足的技术转移”成为部分非洲舆论质疑中国投资者的一大论点。而实际上，在许多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中，非洲国家都未设定制度性的先决条件，导致投资对非洲当地技能、技术和商业发展的作用不足。

还有部分非洲舆论认为，中国建筑项目更喜欢雇用中国工人，留给当地工人的工作岗位有限，因为中国劳动力更便宜，而且没有语言和文化障碍，更容易管理，但这种做法招致了当地工人的不满。

也有非洲学者认为，中国对非洲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部门，产业链较短，且中国企业非常注重依靠当地政府的力量保障企业项目的正常运行，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不够深入，这样不利于投资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的发挥。此外，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不重视与当地居民打交道，如何让当地居民从中国的投资中获益不是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考量。因此，非洲学者对外来投资能否带动非洲经济发展提出质疑。

此外，未能很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注重当地环境保护也是上述负面论调的一大成因。有非洲学者认为，在非洲的中国承包企业倾向于实施中国劳工条例，其基本特点是低工资、长工作时间、临时合同、缺乏保护环境意识等。同时，非洲学者也表示，发展至今，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该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改善中国海外企业对当地的影响。尽管在政治层面取得一些进步，但由于缺少高效的自上而下的监管机制，导致进步缓慢，当地居民对中国企业的劳动事故和污染环境等现象不满，影响了中国软实力在非洲的提升。

中企也有“先天不足”

上述报告分析提出，中非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横向和纵向不断拓展的过程，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和所涉及利益的不断拓展，由国情、意识形态、民族特性、合作方式等基础要素的不同而引发的摩擦也在不断滋生，负面舆论由此产生，其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

“客观而言，中国投资者在对非投资过程中，更倾向于从国内或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和设备，而不是采取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出于带动国内产能输出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非洲中小企业自身生产能力不足或技术落后，在质量、产量和价格上不能契合中国企业的采购需求。同时，中国企业在投资初始阶段确实很难为非洲当地居民提供充足就业机会，喜欢雇用国内劳工，除了存在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当地劳动力技术水平落后、工期时间短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外，这一选择还受到工程项目的预算约束和低利润率等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都源于成本问题。由于许多援建项目的资金由中方提供，预算由中方制定，节约成本、控制预算是一个重要考量，而非洲各个国家的人力成本、建筑成本又各不相同，因此，预算的设定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企业为了降低执行风险，需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此外，也应理性地看到，确实有部分中国企业在非经营过程中存在各种失误和不足之处，有的中国企业随意开除员工，带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有的企业不尊重当地的饮食风俗，遭到当地居民的抗议。究其根本原因，部分中国企业是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开始境外投资的，再加上对相关国际章程、公约和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文化背景等知识储备不足，难免会产生一些不当行为。上述情况的不断积累、聚少成多，经常成为引发负面舆论的导火索。

“部分非洲国家对利用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期望过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可能会使其产生利益分配不均的失衡心理，并且在舆论导向上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债资信国家风险研究团队这样分析非洲某些地区对华投资负面舆论的成因。

非洲国家自结束殖民历史以来，经过多年的摸索仍未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很多地区还饱受政治、民族和宗教等纠纷的困扰。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非洲投资，为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非洲国家也想借此实现质的飞跃，希望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然而，由于国家机制不健全，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要素短缺，非洲国家在对外经济合作过程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总是担心自身利益被边缘化。这种心理可能会导致当地政府和居民对中国企业的行为产生误解或容忍度逐渐下降，进而产生不利于中国企业的舆论，甚至做出过激行为。

同时还应注意到，非洲地区智库无论数量还是综合实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落后水平，及其殖民文化的影响，个别非洲智库为求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比较密切，研究观点也容易受到西方学者对华态度的影响，导致其研究难以从非洲的客观角度出发。而相关智库在舆论领域的影响力对扩散中国投资的负面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在非洲关于中国的负面舆论并非主流，存在不当行为的中国企业毕竟只是少数。部分中国企业为了保护非洲的环境，在当地环保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主动完善环保设施，有的企业还建立地区培训中心或由中国国内机构组织专门的培训班，向当地输出先进的计算机、通信等技术。”报告指出，但由于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低调处理”，很多积极有益的工作未能获得非洲社会的普遍认知。

转变还要“接地气儿”

“不难看出，中国企业在化解投资非洲的负面舆论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报告对中国企业改善在非投资的舆论环境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是制定在非经营策略要充分分析、权衡舆论风险的潜在影响，采取更具有本土适应性的经营策略，从而减轻负面舆论压力。舆论风险能够加大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但这一情况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足够的重视，为实现在非投资的长期可持续，中国企业应对在非投资的舆论风险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判断，权衡成本利弊，制定经营策略。

例如，由于非洲当地企业生产能力不足、服务质量不高，中国企业以往可能多从国内或国际市场采购原材料和设备，由此限制了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引发当地质疑。随着非洲企业的快速成长，很多非洲企业在市场内部进行资源调配的能力也大幅提高，一些小型企业的发展水平已经能够满足中国企业的合作要求，如果中国企业将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当地生产企业纳入到自己的生产链条，通过内部交易，实际上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关于中国企业未能带动非洲经济发展、未能带动当地就业等方面的舆论压力。

二是告别单一的“上层路线”合作模式，更为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主动了解和适应投资所在地的法律和文化习俗，通过忠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获得当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中国企业“走出去”很多是依托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因此很善于同当地政府或社会精英打交道，不太重视与当地社区或者居民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导致“政热民冷”的局面，一旦中国企业的某些行为招致当地民众的不满或不理解，可能会导致投资所在地民众对中国企业失去耐心。

中国企业应该主动采取措施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寻求获得所在国社会对其经营活动的认知、理解和认可。例如，熟悉和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非洲国家正处于国家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的进程中，新法的颁布、旧法的修订、相关政策的调整与实施等造成了制度环境的不稳定，只有加强学习了解，才能最大程度上防患于未然。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不应想当然把国内的习惯做法移植到国外，引起文化上的冲突，而应“入乡随俗”。重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法律所要求的职工工作环境和福利水平，并积极参与政府、民间组织、社区等各个机构组织的公益项目和公益活动，彰显中国企业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贡献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