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再次掀起狂潮。汤森路透数据显示，2016年1月-6月，半年时间中国企业达成了1211亿美元的跨境并购交易，超越2015年全年对外并购交易总额1115亿美元。不仅如此，单笔最高交易金额频频被刷新：继万达集团以35亿美元收购美国传奇影业，海尔集团近期以总额约为55.8亿美元的交易作价向美国的通用电气及相关主体支付完毕后，中国海航集团同意以60亿美元收购美国信息技术企业英迈公司，中国化工集团又斥资430亿美元拟并购瑞士农化及种子公司先正达。

对于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大手笔，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于日前在京“一针见血”地指出：“1998年以来交易规模最大的20笔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中，除三笔未披露以外，全部以现金方式完成交易。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往往给人‘暴发户’的感觉，事实上国外很多企业对此举动很不理解。”易纲建议，不妨以股权的形式介入，收购目标国企业更应为其将来的发展做筹划。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成功也有失败，易纲指出，干扰我国对外投资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部分对外投资项目由于缺乏透明度、破坏环境以及担忧“被中国控制”等原因而引发抗议和不满。片面依靠“上层运作”，不注重搭建面向民间的沟通平台。

“比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2009年承建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但2011年，缅甸总统吴登盛单方面宣布终止合作，中方多次提议重启合作被拒，不得已于2013年正式撤出。2016年随着吴登盛总统任期结束，中国政府拟再提合作倡议。”易纲分析指出，非市场风险是投资新兴国家需要考虑的首要风险：政治法律的不稳定是新兴市场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便当前外交关系表现不错，但这种关系的变数很大。由于政治或法律变更而引发的风险是灾难性的，一般企业无力承担此类风险。“以密松水电站项目为例，随着缅甸民主化的推进和外部制裁的松动，原先在缅甸一马当先的中资企业开始面临日益复杂的缅甸国内政治压力，通过选举当选的吴登盛总统在上台后积极改善与欧美各国的关系，并开始与最大援助国中国保持距离，中国企业与军政府合作的投资模式也容易引发缅甸主要反对力量的反感情绪。”

“再比如，中信泰富收购澳洲铁矿石项目，这个案例失败的原因在于跨境投资经验不足，交易结构设计有严重缺陷：由于没有对汇率进行对冲安排，2008年遭受159亿港元的汇兑损失，并连累母公司当年亏损118亿港元。项目巨亏使中信泰富深陷泥潭，起初被迫四处融资甚至出售优质资产，之后又不得已向中信集团求援，2008年11月，中信集团向中信泰富注资15亿美元。”易纲举例说。

时任中信泰富主席常振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报价节节攀高，有澳元持续升值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因素，走了很多弯路，不了解在澳大利亚开发大型矿山的实际情况，想当然地套用、照搬国内经验，严重低估了施工难度。”

中企“走出去”遭遇阻力还有其他因素：如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阻挠滋扰。形成“西方国家幕后主导、NGO组织推动、当地人台前上演”的活动模式；投资对象国国内政治争斗和政局不稳推高项目风险；部分国家的政党和组织为赢得选举、争取利益，恶意打“中国牌”。

对此，易纲建议：进一步完善跨部门的海外利益协调机制，有效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详细了解当地的法律细则以及规章制度；学会使用国际语言和国际规则，不要把国内的行事方式和规则生搬硬套到国际交往中；更加注重对象国的公共关系建设。“每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同，企业应密切关注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劳工标准、环境要求等。”他说。

易纲指出，近几年，国内企业跨出国门已经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

行业——从资源到技术。近几年间，“走出去”企业所在行业已经从能源矿业高度集中的格局逐步转向制造业、消费品行业、TMT（科技、媒体和通信）等多个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2015年，信息技术、制造业、消费品及医疗等行业并购交易已经占到了海外收购总交易额的61%，5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0%。

目的地——从亚非拉到欧美。相比于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中国企业越发青睐发达经济体中的成熟资产。2015年，中国企业对美国及欧洲企业的并购交易占总交易额的比例达到66%，而2010年该比例仅32%。

收购主体——从国企主导到民企主导。新兴产业中的民营企业快速崛起，对外投资热情高涨，逐步成为对外收购的主力军。2012年以前，上市公司中国企海外收购交易额占比在70%以上，2015年已降至50%以下。

2014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未来随着我国资本项目逐步放开和高储蓄率的持续，对外投资需求将继续增长。

易纲指出，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利于企业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保持我国中高速经济增长；有利于企业提升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的互利合作，当前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有利于加快中国标准的国际化推广。

“很多企业挣到钱默不作声，亏本了就动辄以国家战略的名义，伸手向国家要钱要补贴。”易纲表示，很多企业“走出去”会遇到挫折，但“国家战略不是一趟列车，没有可以免费搭便车的机会，如果要作比喻，更像是一支驼队。”援引前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李克平的话，易纲指出，虽然“列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但对驼队而言，每只骆驼自己要付出艰辛，才能生存下来，达到目的地。

在易纲看来，投资更像是一桩婚姻，如果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婚礼上，并不能保证今后婚姻生活的正常，应注重婚后认真经营；对外投资并非一次性签约或投入，而是一个持续的价值创造过程；各方对于签约数量、签约规模或一次性投入不要过度关注。

易纲强调，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往往喜欢“砸钱”，认为用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海外企业很瞧不起这种‘暴发户’做法，很多被收购的企业希望收购方能为该企业的长期发展做考量。”易纲列举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这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收购案例，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该案例巧妙的交易结构保障了交易顺利执行：向IBM定向发行18.9%的联想股票，并锁定3年，有效地绑定了双方利益，并进一步产生出协同效应。”易纲分析说。

2003年联想聘请麦肯锡做详尽的可行性分析。并购后采用双品牌、双市场战术，维护Think高端品牌形象，逐步实现协同发展。随后引入本土职业经理人，实行完全市场化的企业运营，聘请戴尔前高管阿梅里奥担任CEO，成功实现成本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