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新常态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需要激活经济中的巨大潜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动力。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大，发展空间广阔。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54.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大约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2亿贫困人口（按世行标准）需要脱贫，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这些都蕴含着巨大的需求空间。二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巨大，不少领域仍存在开放不足、准入不公平的问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据相关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不少类别的规模达到全球领先。四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经济体，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带动、改造传统产业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将具备不可比拟的优势。五是我国具有全球最大、成长最快、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将为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最好的空间。六是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我国将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分工，主动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改善，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放中获取新的机遇，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只要我们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这些潜力必将变为现实，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力量。

三、在新的开放条件下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度调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变得空前紧密。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积极推进经济迈入更高阶段。实践证明，追赶型后发国家在经历高增长后，经济增速回落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在跨过高收入门槛，经济转入成熟阶段后的回落，如德国；另一种则是经济体在经历快速增长后，因为没有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条件和新情况，导致经济增长戛然而止甚至倒退，并引发社会冲突，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我们现在所处的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要清醒认识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高速增长会自然到来，结构优化升级会自动实现，经济风险会自行消化，经济发展会自动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也就是说，新常态阶段的调整变化并非指向唯一结果，经济成功迈向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是积极争取、努力作为的结果。

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虽然下来了，但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巨大，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实现质量效益更高、更有利于生产率提升、更有利于发展成果公平公正共享的发展。我们原有的发展模式存在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点，即企业盈利状况对高速度比较依赖，速度一旦降下来就会有大面积的企业亏损。而国际经验显示，增长速度降低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不能盈利。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由于部门间的效率差距大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而我国具有相对更大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空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决摒弃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抓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利用好自贸试验区这一开放平台。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仍是我们新时期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还不高，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应努力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加快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内要积极深化改革，为服务业松绑，对外要扩大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国内改革。当前我们对服务业领域先进的开放管理模式还不够了解和熟悉，自贸试验区就为学习借鉴国外服务业发展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允许我们在试验区内先行先试，再逐步向全国推广。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要注重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试验示范作用，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二是引领带动作用，要结合地方特色，打造开放高地，发挥地区增长极作用。

积极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这项倡议很好地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覆盖面广，合作内容丰富，合作方式和路径多元，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理念极具亲和力，已成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合作的大平台。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平台，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机制，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磋商，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开拓新兴市场，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我国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