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离新加坡有多远？ 
    简单的排名背后，是两座国际大都市在宏观经济环境、公共部门质量和科技三方面的“软差距”。
    撰稿/苏庆先（记者）
    坐在离复旦大学不远的一家咖啡厅里，许超默默看着落地玻璃窗外缓行在飞扬的尘土中的大小车辆。因为轨道交通M8线的开工，昔日通畅清爽的邯郸路俨然成了一个工地。“在新加坡，很难想象这样的情景。”这位刚从新加坡返回上海创业的IT博士说，“那边的建筑工地都被巨大的塑料篷布围了个密不透风，几乎看不到任何灰尘。”
    今年6月，他随在新加坡工作了5年多的太太回到上海，许超在过去5年中频繁奔波于两地的历史也宣告结束。如今，他和太太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生活还算滋润。“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我们或许就不回来了。”许超笑着说，“那是一个非常公平、有秩序的社会。”
    在许超看来，公平、秩序和法制，是新加坡拥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元素。在10月31日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洛佩斯－克劳罗斯首次推出了“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在全球53个主要中心城市中，新加坡排名首位，上海位居第25位。
    简单的排名背后，是两座国际大都市在宏观经济环境、公共部门质量和科技三方面的“软差距”。
    新加坡强在哪儿？
    对于新加坡的优点，台湾台中市长胡志强印象深刻：“它的租税奖励非常吸引人，它修改法令的速度符合现代化的需要，非常令人羡慕；资金进出的开放程度，在全世界都得到肯定。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良好，没话讲，这使得新加坡成为投资者的乐园，吸引世界许多大企业在那里设立区域总部。”
    这句颇为中肯的评价，在40多年前的新加坡还难以想象。1967年10月，当李光耀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商人讲述新加坡是如何由1819年一个仅有120人的小渔村发展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时，他为新加坡制定的生存原则刚刚成型。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无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此后数十年中，新加坡默默实践着这一生存法则。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颇能说明新加坡人的孜孜以求：1968年，惠普公司还未决定在新加坡设厂。谈判过程中，它决定先租用一栋6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大厦内用来承载重型机器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但惠普公司老板休利特本人来访的时候还未准备好。为了不让他走6层楼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想方设法从邻座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在休利特到访当天，使电梯操作顺利。随后，惠普公司决定在这里投资。
    这样的故事流传开来，美国其他电子公司纷至沓来。70年代，众多美国跨国公司的入驻，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李光耀说，“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许超博士对此深有同感。“新加坡政府在对待国外投资者的态度上，非常慷慨。任何国外企业，只要在新加坡投资，都会拿到实实在在的奖励金。而且，雇主雇佣的人越多，得到的奖金也越多。其次，当地的经济秩序、经济环境良好。以IT产品为例，在上海，同样产品的报价差别很大，经销商们往往会竞相压价，互相拆台，展开‘恶性竞争’。而在新加坡，价格不是唯一，商人们更看重的是‘技术和服务’。无论是用户方还是投标方，都在一种‘良性竞争’的商业氛围中做生意——产品的报价和服务透明，产权保护意识强烈，‘游戏规则’明晰。”
    新加坡负责吸引外资的是它的经济发展局。它的官员始终是新加坡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留学过欧美和英国，几乎都是为人正直、有头脑、有干劲、有魄力的精英，在他们的领导下，新加坡历经30年，锻造了自身从形态到内容的充分国际化形象。
    “新加坡的国际航运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商贸体系等，都深深地、和谐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使得新加坡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更成为亚洲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维说，“上海与新加坡在国际化程度上的不同，是两座城市竞争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的主要根源。”
    他认为，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国，面积仅640平方公里（约为上海的1/10），经济总量也不大，但其经济流量相当大，包括进出口流量、金融业务流量、国际商务流量、国际旅游流量等，这些巨大的流量使新加坡充满经济活力，充满市场机会，因此能持续吸引全球的关注，吸纳更多的全球资源和流量通过新加坡这一市场平台。
    再观上海。我们提出了加快“四化”（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信息化）建设步伐，而且将国际化建设放在首位，但与
    新加坡的国际化水平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在陈维看来，目前的上海还远未达到既有形态又有内容的国际化，“形态的国际化成分多于内容的国际化”。
    国际化的核心是深度参与全球经济运作，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有效形成多元的全球市场节点。新加坡不但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而且在航运、金融、商贸等方面确立了全球重要的市场节点的地位和功能。而上海还没有充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还没有成为全球重要的市场节点。目前能够体现出上海参与全球经济运作的，仅仅是在参与全球制造业的分工方面，但能力还是薄弱的，层次也较低。
    开放与国际化
    凡去过新加坡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这是一个建立在独特殖民文化基础上的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它的公共秩序井然，服务意识强，政府部门诚实而有效率。
    这得益于新加坡健全的行政制度和法制，也得益于其市场制度与国际市场规则的融合性。陈维认为，对于上海来说，加快国际化水平的突破口在于全面的开放，果断打破传统制度的束缚，在开放中学习，在开放中竞争，在开放中定位，在开放中完善。
    当初新加坡开放其金融市场，并且决心成为亚洲金融市场中心、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平台时，其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是巨大的。李光耀甚至说，“（1965年）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然而，在如今的新加坡市中心一座座现代化办公大楼里，一组组电脑已将新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紧密联系起来。
    这一切归功于新加坡的强大学习能力。他们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到最低程度。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是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之上的。它的金融管理局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保持专业水准，并向来以处事缜密坚定见称，信誉不佳的金融机构一概不受理。在70和80年代，该局成功避开了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欺诈事件的影响。这一事件从事发到结束，几乎影响了所有大规模的金融中心。
    总之，它不断用世界成熟的金融制度和市场制度替代其传统制度，使新加坡在今天成为全球稳健的、规范的金融市场之一。正是凭借这一突破，奠定了新加坡今天的开放、规范、国际化的市场形象和品牌，
    成为全球具有强劲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此外，新加坡作为一个全民信息化社会，它具有的较高科技含量，极大提高了其国际竞争力。李光耀率先推动早期的电脑化运作和电子转账付款制度，1997年，他们的教育部长在全国推广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让教师用电脑作为教学工具。90年代中期，新加坡年纪较轻的部长已经开始通过电子邮件互相通信。在新加坡，98％的家庭已与“新加坡统一网”联网。而在1997年，其全部硬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销售总额，已达到120亿新元（约为600亿人民币）。
    在上海，信息化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很多企业还是停留于传统管理；推广了很早的电子政务步履仍显蹒跚。“由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约束，上海在重要的市场开放、制度创新、与国际市场规则融合方面，还无法迈开突破性的步伐，导致它缺乏真正进行国际化经济运作的基础，也缺乏真正融入全球经济的平台。”
    “上海在市场制度突破方面的滞后，使其国际化往往徒有其名，难见其实。”陈维说。
    一个月前，上海一批IT业工程师纷纷跳槽新加坡，也颇令人深思。熟悉内情的许超说，薪水高是他们跳槽的一个原因（新加坡高出上海3－4倍）；此外，新加坡在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在新落户，正试图大力打造其信息产业在亚太地区龙头老大的地位。
    上海的巨大潜力
    几年前，新加坡一位部长在听到“上海需要15年才能赶上新加坡”的说法后，摇摇头说，“我看只需要5－10年的时间。”
    近年来，上海的高速发展与活力令世界瞩目，具有向与纽约、东京等比肩的世界性大城市进阶的潜力和实力。上海经济连续12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目前全市GDP已达800亿美元，落后新加坡不算太多。这也是上海市政府因势利导、提出上海建设“世界城市”蓝图的现实基础。
    陈维认为，体现强劲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必须大幅提升城市功能，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并在为全球经济服务中体现出功能优势和服务优势，从而能不断拓展市场服务范围和深度，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这就是竞争力的实际含义和内容。
    早在7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便向它的国民服役人员、50万名学生和数十万名工人传达了一个信息：必须把讲礼貌当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新加坡才会成为一个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会，而不单是为了旅游业。新加坡过去算不上一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但20年后，他们实现了社会的高素质化。高素质的社会及其营造的较高城市服务功能，客观上留住了众多国际高级人才。这值得上海学习。
    在市长咨询会上，瑞士罗氏制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弗兰兹·胡默博士提到了一些令外籍人士不满的“细节”——医院门诊大厅混乱；地铁站名有英文标识，但售票处却没有；机动车辆尾气排放标准不严格，经常有像大蘑菇一样的黑色尾气弄脏路人；公园里没有供人跑步的小路，即使有也不连贯，等等。
    细节虽小，有时却能决定成败。有着30年海外工作生活经历的胡默建议上海在一些细节上向新加坡学习，如设立专门的电话热线或网站，帮助外籍人士解决日常困扰；经常举办介绍会，推介来沪工作生活的高层国际人才等。
    诺华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博士也认为，“对于那些移居中国的人及其家庭而言，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是他们能享有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此外，庞巴迪公司建议上海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它认为公共交通是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环境的关键因素。
    新加坡大力打造其金融、航运、商贸国际服务功能，不断培育和增强功能优势，使得新加坡的竞争力优势有牢固的抓手和基础。而上海全力建设“四个中心”，也就是要培育和增强国际服务功能，打造竞争力基础。但问题在于底子不厚，进展不快，功能不强，缺乏拿得出手的国际服务功能，其竞争力水平也就被决定了。
    陈维认为，上海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条件是具备的，潜力是巨大的，但必须在两方面有大动作：首先是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其次是全力打造上海城市的国际化服务功能，凸现城市服务功能优势，以服务功能优势来增强国际竞争力。

作者:苏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