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阶段性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特点、新趋势，抓住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的新机遇，逐步确立新优势；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中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平稳转换，是我们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关键所在。

一、在世界格局调整中确立新优势

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差异，发展中国家以两倍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由1980年的25%上升到2014年的39%。在此过程中，我国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份额提高的14个百分点中，我国贡献了约11个百分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全球经济增速普遍降低的同时，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增速分化。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率先复苏，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欧盟和日本内部经济结构的根本性矛盾尚未消除，仍未完全摆脱危机阴影；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要好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基于不同经济状况出台的差异性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波动，各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

过去我国依托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通过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重大机遇，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相结合，创造了快速增长奇迹。当前，我国发展所依赖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其需要重视。

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速大幅下降。2012—2014年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三年低于3%，年均增速仅为2.4%，远低于危机前7%左右的平均水平。危机前5年，贸易量增速约为GDP增速的2倍，但目前已降为1:1左右。贸易自由化安排也多表现为互惠性质，即排他性的区域贸易机制安排增多。

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加速弱化。原来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优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已不具优势。比如，印度、印尼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2，越南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3，柬埔寨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4。

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分工格局。智能制造、新型材料、3D打印、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这一传统分工格局，价值链的一体化、生产的分散化、营销的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抓住新的机遇，逐步确立新优势。我国市场规模巨大，对合作伙伴有较强的吸引力。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2014年经济增量达到8000多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等国2014年全年GDP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年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仍然拥有极具开发潜力的市场，成为吸引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人力资源丰富。我国每年的大学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700万，另有200多万人在电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继续教育。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用人标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我国建立研发总部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保持平稳发展。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为我国带来低成本海外并购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尤为突出，导致大批拥有先进技术和国际品牌的外国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它们迫切需要有实力的合作者，这就为我国企业更好实现大规模“走出去”提供了机遇。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等，都是抢抓机遇的成功案例。

二、在新常态下积极培育新动力

有关研究表明，经济高速增长无法永久维持，几乎所有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回落。比如，追赶历程和产业演进路径与我国相似的日韩等东亚经济体，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经济增速平均降幅在30%左右。目前我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测算）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90年代初的韩国发展水平相当，正处于类似当年日韩等典型后发工业化经济体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回落的时间窗口。在后发经济体发展规律主导下，我国经济增长换挡减速特征十分明显，与以工业化追赶为特征的高增长期不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逐步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

需求结构和动力不同以往。一是出口拉动作用减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低迷期，外部需求空间相对收缩。同时，由于要素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传统低成本优势削弱，出口两位数增长已成为历史，进入个位数增长时期，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二是高投资难以为继。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很多传统工业领域已经相对饱和，不少代表性工业产品产值到达或临近峰值，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投资效率持续走低。城镇户均住房超过1套，房地产市场出现趋势性调整，新开工投资峰值已过。基础设施主要架构和干线建设基本完成，投资虽然尚有空间但带动力已然下降。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加快，集中爆发力减弱。过去以住宅、家电、汽车为主要拉动力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追求个性、高品质、安全、健康的新消费需求开始出现。

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劳动力供给格局变化。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预计整个“十三五”期间将呈现年均减少200万人的态势。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大幅下降。二是投资率降低。2015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0.7%，企业利润水平下降对投资产生了直接影响，投资率逐渐下降。三是土地资源约束日趋增强。我国国土辽阔，但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有限。近几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价格上涨，导致一些地区房价、租金高企，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还有一些区域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严重，环境承载力接近甚至达到极限。四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1978—200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7%，但2009年以后增速明显回落，2009—2014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目前，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的空间明显收窄，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对效率提升的作用也在减弱。这一方面受制于技术追赶的特定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原有的生产率提升路径难以为继。供给条件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回应人民对良好安全环境的期待，满足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要求。

资源配置方式亟须深入调整。由于先行国家有成熟的经验、技术和产业发展路径可供直接学习借鉴，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努力与政府资源配置力相结合，就能够在追赶道路上释放出巨大能量。但随着我国不少领域逐渐接近世界前沿，现成的技术和经验会越来越少，就需要更好发挥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试错能力。同时，宏观调控中总需求管理的作用也会相对减弱，而更多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条件，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潜力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