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芬恩·基德兰德在“2014远东经济趋势论坛”上回答南方日报记者问题时称，美国经济由于其政府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仍处衰退状态。

　　在他看来，包括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目前都处于“增长性萧条”时期。界定的依据则主要是看增长率是否偏离长期趋势增长率。譬如美国：还没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在接近过去的增长趋势。

　　从2008年秋季至今，美国的基础货币已经扩大了三倍，这是因为美联储采取了两轮疯狂的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政策将保持到2013年。但是信贷停滞，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失业率连续三年徘徊在9％以上。货币政策看起来无用。

　　对于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而言，基德兰德说，当前的发展周期存在很多挑战，也存在很多机遇，“重要的是，要把政策、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投入到那些代表未来方向、具有必然需求的领域中去”。

　　基德兰德说，在很多国家，真正驱动生产、驱动经济的，是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企业。

　　中国经济处于新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上

　　南方日报：我们看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在推动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处于一个负利率时代；日本正在推行“安倍经济学”。那么，这些主要经济体进入怎样的经济周期呢？

　　基德兰德：要使经济能够长远的可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制定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至关重要。上述经济体都面临着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的问题。

　　政策的不确定性就会导致很多投资决策的失灵。从最近来看，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当整个经济变得特别不明确的时候，整个投资就会减缓；如果整个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办法走出阴霾的话，那么整个投资的比率还会更加的衰竭。

我们知道，在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税收政策，它们的不确定性也很有可能带来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即便是美国现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由于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所以整个经济依然停滞不前。

　　我想说的是，如果继续这样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面对这样一种风险，进入一个增长性萧条期。

　　在过去三到四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虽然说经济确实在增长，但这样的济增长率是远远低于历史从1947年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经济整个增长率明显放缓了，所以我们把这样一个区间叫做增长性萧条期。

　　政府要采取大量的举措来消除阴霾，消除不确定性，才有可能让人们重拾信心。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很有可能一无所获。而且政府要非常明确地告诉民众，五年之后、十年之后的投资回报率是怎么的，这样才能使得社会更有信心，才能够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增长。

　　南方日报：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认为中国经济进入哪个发展周期？

　　基德兰德：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转型非常成功，让人瞩目。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上。GDP增长速度、城镇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当前的发展周期存在很多挑战与机遇。重要的是，要把政策、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投入到那些代表了未来方向、具有必然需求的领域中去。

　　中国经济增长率再超8%并不奇怪

　　南方日报：有一种说法，只有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的基础上，中国才能稳定就业。中国前几年一直保持GDP增速8%，这是一个底线，最近两年有所放缓，降到了7.5%。请您谈一下，经济增速和就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完全的正比关系吗？

　　基德兰德：从8%的增长率下降到7.5%，真的是非常小规模的下滑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在周期中，长期的发展才是主要的，而不是短期。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再次超过8%也并不奇怪。

　　关于GDP的增速和就业率的确有直接的关系，但不是特别明显。比如说，GDP增速下滑可能引起劳动力输入的减少，但是并不是说一定会引起就业率下降。当然，GDP增速下滑确实可能会引起劳动就业的放缓。

　　南方日报：您曾经说过，在世界很多国家当中，那种真正驱动生产、驱动经济的，就是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中小企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进行比较大的改革，您如何看待中国国有企业在下一个经济周期中的作用？

　　基德兰德：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创新的企业在长期的发展当中的重要性，长期发展才是最关键的，如果我们只是关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话，未免视线有点太短了。

　　我们也知道，好像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一个比较低潮的点上，而且整个经济萧条形势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尤其在美国更加明显，中美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情形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中小企业和私有经济，其实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这其实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业缺乏有效的竞争。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银行业都非常重要，银行业扮演的是一个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这样一个角色，因此在这些国家，银行业所配置的资源能够被最高效地使用。

　　但是，中国无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只要他们还在整个经济体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资源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另外的更加灵活的政策，从而能够促进私有银行业更加充分的竞争，从而为这些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便利。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银行的利率能够由市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