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因殖民入侵、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和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而与中国大陆经济运行轨道长期隔离，形成了当代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也迎来了两岸共建新的中国经济区的历史性机遇。当前，与西方发达国家“强而不盛”相比，中国大陆当前经济发展还处于“盛而渐强”的阶段，这为台湾深入参与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两岸经济合作，同时也为台湾经济重回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轨道，为中华民族经济的复兴和台湾经济发展再上层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台湾独特的经济发展轨迹

台湾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台湾经济的发展又有其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使台湾经济的发展轨迹特别是近代以来台湾经济的发展轨迹与祖国大陆有较大的偏移，这是我们理解当今台湾的整个政治体制、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发展与变化的起点。换言之，近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的轨迹是形成当今台湾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基础。

从台湾经济发展史角度来看，台湾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这就是封建社会阶段、封建与殖民地交错发展阶段和战后台湾经济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历史阶段。而在战后台湾经济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阶段中，台湾经济又经历了四大发展节点，这决定了当代台湾经济的特点。这四大节点就是：50年代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稳定经济时期、60年代以后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引导台湾经济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期、80年代开创有自身特色的高科技产业时期以及90年代已将两岸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时期。

公元230年中国封建王朝首次派人开发台湾以来，台湾即开始纳入中国经济范畴。与中国各地封建制度一样，在这一时期台湾整个经济运行的核心是围绕着土地所有制而展开的。当时台湾主要是以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移民为主，两岸土地所有制完全相同。岛内经济主体是小农经济体，土地基本上可以自由买卖，并与祖国大陆沿海经济交往密切，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到清朝前期的“明郑”时代，台湾不仅实行和大陆—致的官制和典章制度，而且将大陆当时最先进的封建体制整体移入，在台湾普遍地推行了大陆的封建土地制度，使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

台湾经济发展与大陆经济发展轨迹偏离的重要事件是荷兰殖民台湾的38年和日本殖民台湾的50年。这近90年的殖民统治是形成当今台湾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台湾意识”的一个重要根基。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谈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马克思的这个精辟而科学的结论，既适用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适用于整个近代资产阶级殖民制度。近代资产阶级殖民制度在给台湾人民造成政治上的屈辱、经济上的剥削的同时，相伴而来的还有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奠定了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台湾经济学家林钟雄认为，“台湾作为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在日本当时的环境下，开始被塑造成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连带地被动地进行了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及结构改变，这些改变乃是今日台湾经济最原始的重要基础[2]。”

形成当今台湾经济发展特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战后台湾经济快速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由于一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台湾经济并未能因战后台湾回归祖国而重新与祖国大陆经济结合，而是逐步走向一条与祖国大陆经济隔绝，依赖世界市场的特殊发展道路。从经济史的角度上看，战后台湾经济因殖民入侵形成的资本主义基础、西方产业结构调整和跨国公司建立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三个主要原因，使战后台湾经济开始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支配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台湾企业融入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国际分工体制，从而形成了当代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台湾曾一度因其在经济、教育、研发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上的成就被视为亚洲的新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教授曾认为台湾和韩国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最有可能继日本之后于20世纪末跨越从“发展中”到“发达”的界线。然而，如今已是2013年，台湾似乎离一般理解的“发达地区”的境界尚有差距，其中可能有深层的制度和文化的因素未能具备，同时也可能更需要岛内的思想者和决策者鉴往知今，以更为开放开明的思维面对已发生巨大变动的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和正在崛起的祖国大陆经济，并尽快找到自己的新定位、新角色。

    

二、台湾经济发展新的机遇与挑战

当今台湾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面临新的选择。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余年至今，中国大陆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势已成，并引致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出现重大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强而不盛”，中国大陆经济“盛而渐强”。如何面对这一格局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找到自己的新定位、新角色从而推动台湾经济再上层楼至关重要。

（一）发达国家仍将长期主导世界经济

1、经济总体实力将长期稳坐首席。从经济规模上看，2010年美、日、欧盟的GDP总额达35.48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0.93%；进出口贸易总额达6.99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7.85%；对外直接投资达6837亿美元[1]，占全球的62.1%。虽然发达国家的GDP增速等指标长期处于低位水平，甚至未来存在停滞或者倒退的可能，但由于基数庞大，其总体经济实力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首位。即使到2020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某些指标上会超越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总体实力仍相距甚远。

2、科技方面实力雄厚。以美国为例，据美国Battelle研究所和R&D Magazine的分析报告透露的数据，全球2012年研发经费总额将达1.4万亿美元。而美国2012年研发经费为4177亿美元，占全球研发经费的30%，专利申请达23万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2311亿美元，均居世界首位。美国的研究开发支出总额约占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40％以上，超过所有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总和。其中，联邦政府投入占30％左右，而产业界投入占70％左右。美国还吸引了大量全球的顶尖人才，在美国政府、大学、工业和科研单位工作的研究人员25％在外国出生，在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雇员中，40％出生于国外。美国强大的科技实力除了体现在其巨大的研究开发投入和产出上，还体现在其研究开发所涉及领域的广度、开展研究的深度上，体现在其大学、研究机构、产业界的分工协作上，体现在政府与产业的互动上，体现在全社会的创新文化上，体现在比较完善的有利于创新的法制环境上。这种强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的积累而形成，相当时期内难以超越。

3、牢牢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从产业链角度看，如果一国在某些产业链中处于控制地位、关键环节，或者掌握核心技术，那么该国将具有较强的经济影响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占据了高端地位，并从中获得了极高的附加值。同时，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或者“代工”等途径，将低端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核心技术以及主要利润均为发达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只能从国际产业链中获得很低的利润，发达国家已经演变成食物链高端的“食肉动物”。

4、在国际经济中主导了话语权。首先，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如在两大国际性金融机构之一的世界银行，美国认购了最多的股份，享有高达15.85%的投票权，实际拥有世界银行重要事务的一票否决权，并有提名任命世界银行行长的权力。在另一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国家享有57%的投票权，且欧洲掌握了提名任命该组织总裁的权力。尽管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组织的投票权会有所增加，但西方国家绝不会放弃它们的控制权。其次，当前国际上的三大流通及储备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均为发达国家所发行，这就使得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之上的制度安排。少数发达国家利用经济特权向非储备货币国家征收铸币税，造成了大量的实货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另外，现行货币体系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国际储备货币而受制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甚至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失去了自主权。

     

（二）中国大陆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持续增强

1、从经济总量上看，2020年中国大陆GDP完全有可能达14万亿美元，达到日本的2倍，美国的2/3。2012年大陆GDP总额为8.26万亿美元，居于欧盟、美国之后。根据相关数据测算，2000至2011年的十余年间，大陆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均达9%以上，而同期美国为1.83%，日本为0.07%，欧盟为1.69%[1]。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没有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出现快速增长的概率极小。若按年均7～8%的增速估算，大陆经济规模2020年将达14万亿美元。在2029年左右超过欧盟和美国居于世界首位，达25万亿美元左右。

2、从增量部分看，未来十年中国大陆经济增量将稳居世界第一。我们测算，在排除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的情况下，2010至2020年之间，中国大陆年均GDP增量的数值在4000亿～1万亿美元之间，居世界之首，而同期美国、日本和欧盟则可能仅维持在1000～5000亿美元的低位增长水平上。增量部分的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大陆将引领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中国大陆经济增量将更大。

3、从经济增长点角度看，内需市场的扩大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据测算，在投资方面，如果大陆的投资率从2009年的47.7%下降到2020年的25%的相对理想水平，那么2010至2020年间投资额年均增速必须维持在1.84%左右的水平，其历年累计投资总额约30.61万亿美元[2]，同时投资结构将由以往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向以技术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兴产业等方向转移。在消费方面，2012年大陆的最终消费率仍不足50%[3]，而国际平均水平大多在70%-80% 之间，如大陆最终消费率要达70%水平，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4、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奠定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自2008年12月以来，大陆央行已与中国香港地区、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根廷、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多项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表明，中国的贸易伙伴认可了人民币的地位和稳定性，接受了人民币作为各方认可的结算货币，从而启动了人民币向国际化的进程。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货币竞争，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及其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将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与西方发达国家“强而不盛”相比，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盛而渐强”的阶段，中国大陆要想在综合国力上全面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道路还很漫长，但大陆经济增长速度将远高于发达国家，这为台湾深入参与中国大陆快速经济发展、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就台湾经济而言，近十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部分在西方，增量部分在大陆。西方国家所拥有的雄厚的技术及经济实力、庞大的市场需求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依靠。但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中，大陆将有稳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增量规模，并有庞大市场份额，这为台湾抢占国际市场、再现经济繁荣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三、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思考

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的脱离源自于大陆经济的闭关自守。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重振，两岸开始重新搭建经济合作的框架。西方国家所拥有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依靠和立足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低迷状态，难以推动台湾经济实现增量上的发展，大陆则成为近20余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助推器。2010年6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正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并于同年9月12日生效，标志着两岸经贸合作进入制度化轨道，使台湾经济有机会再次融入中国大陆经济，在中华民族经济的复兴中重新定位，并与中国大陆经济一道重回在世界经济中的应有地位。

两岸签署ECFA重要的历史意义之一是其将促使两岸经济再度融合。正如201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王毅在《求是》杂志发表专文称：“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启动了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影响重大而深远。”2012年8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台湾发表书面讲话，也强调“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是刻不容缓的选择，这既是两岸应对世界经济竞争的共同需要，更是为两岸同胞谋求福祉的共同需要。”

高度改变视野、思路决定出路。两岸当政者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思索如何如不断扩大两岸经济互补、增大两岸人民福利。应该说，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与两岸和平发展相辅相成，是一个较长远的过程，是台湾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两岸通过不断推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举措，通过量的积累实现两岸经济互补最大化，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中近期而言，两岸可以思考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协调两岸在国际经济平台上的利益。马英九先生多次强调签署ECFA是要“连结亚太、布局全球”、是“与其它国家签署FTA”的背书。因此，在ECFA正式签署后，台湾各方也提出各种寻求“国际经济空间”的诉求。这些诉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双边的如FTA；多边的如10+1；全球的如IMF、世界银行（WB）等。在这方面，按大陆的意见是不排除协商、乃至于协助促成的：“对于台湾同外国开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往来的前景，可以视需要进一步协商。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1]。”换言之，在台湾寻求“国际经济空间”的问题上大陆方面将会坚持民间、协商、安排三原则，即台湾与其他国家（与台湾没有官方关系的国家）的往来、参与多边或全球性经济组织的活动，包括签署经济协议，应是民间的、在两岸的协商及安排下达成。在这一点上两岸应有明确的共识，以防范有心人将经济议题转化为政治议题，挑起有损两岸利益的争执。

第二、明确两岸产业合作的方向，启动两岸重大项目合作。根据ECFA第三章第六条第六款，两岸应“研究双方产业合作布局和重点领域，推动双方重大项目合作，协调解决双方产业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国际及两岸经济格局对启动两岸重大项目合作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从两岸方面看，台湾的产业搭桥／“黄金十年”计划已经推动，大陆的“十二五”规划也已起步。在“十二五”期间，大陆经济将快速转型，过往两岸经济分工合作将面临重大调整，两岸有必要抓住机遇。在“十二五”、“黄金十年”期间，研究并启动两岸重大项目合作引领未来两岸产业合作，争取再创一个两岸经济合作的黄金期。从国际布局及发展定位来看，台湾“黄金十年”是以ECFA作为切入点，借以突破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与全球接轨的瓶颈，实践台湾作为世界“自由贸易岛”的发展愿景。大陆方面，“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台湾方面应把握“十二五规划”的机遇，协助大陆的企业、资本以不同的形式走出去； 协助大陆的国际贸易平衡；协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将是台湾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同时建议两岸官方更加有所作为，如借鉴主权基金模式成立一支“两岸和平发展基金”来开拓海外市场和参与两岸经济发展[1]。

     

第三、积极处理好陆资入岛。陆资入岛有助于提升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从中近期来看，台湾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将通过扩大岛内投资、振兴新兴产业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些计划的实施需要大量的投资，例如《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投资计划》计划投资新台币5000亿元；六大新兴产业中，生物科技产业计划由政府和民间共同筹资新台币600亿元建立生物科技创投基金，绿色能源产业计划5年内投入研发经费新台币500亿元，并带动民间投资新台币2000亿元。但长期以来，台湾都面临政府财政拮据、投资不足、民间投资意愿低的难题，若能积极引进大陆资金参与台湾的经济建设，将会为岛内投资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陆资入岛有助于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增强台湾应对国际经济动荡的能力。台湾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外销是维持经济的成长最重要的基础，国际经济的动荡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冲击极大。随着两岸经济联系的渐趋紧密，两岸经济合作在台湾应对国际经济动荡中的作用日趋明显，成为台湾经济抵御国际经济动荡的坚实堤坝。陆资入台将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使两岸成为抵御国际经济动荡的“命运共同体”。

第四、规划两岸共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并行不悖的两种趋势。经济全球化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导致世界或区域范围的经济和金融波动的变数。为更大限度发挥同区域国家（地区）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同区域国家（地区）推动经济一体化的愿望日渐强烈。对于马英九当局来说，两岸签署ECFA是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避免经济边缘化的第一步。笔者认为，两岸之间商签ECFA，建立合作机制本身就是两岸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组成部分，也为台湾提供了通过该合作机制走向国际的又一条途径，两岸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安排，在双方加强经济合作朝向共同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共同探讨台湾与东盟及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合作的恰当方式，至于用什么样的名义和途径来实现这一点还需要双方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有几个层次，首先，商签ECFA的出发点是要优先解决两岸交往中的一些瓶颈问题；其次，在共同目标确定的基础上，尽快开展系统的台湾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可行性问题的研究，如台湾的身份、协议的内容、两岸关系如何不受岛内政局变动的影响脱离和平发展的轨道等等问题。

总之，两岸在经济上既是竞争对手，更是合作伙伴；既要各自发展，更要携手“赚世界的钱”。两岸的一致目标就是达成两岸双赢——共同赢取中华民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应有的地位。（曹小衡，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登于《台海研究》（季刊）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曹小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与前景》，《亚太经济》，2008年第2期，第95～99页。

2．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期第19页。

3．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43页。

4．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2页。

5．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6．Cohen B J. Beyond EMU: The Problem of Sustainability [J]. Economic and Politics, 1993

7．Haberler 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ome Recent Development and Discussions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