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体制限制，把“飞出地”方的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方的工业基地，通过规划、建设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进行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西安曲江新区、西安市城三区新城、莲湖、碑林、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都不同程度的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对“飞地经济”做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曲江新区离开曲江地界，分别“飞出去”打造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法门寺文化景区、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及西安城墙等。城三区先后与高陵县签订协议，联合共建新城高陵工业园、莲湖高陵工业园和碑林高陵工业园。《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要求在陕北建设旱作农业发展示范区，为杨凌的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为杨凌“飞”出去，到陕北去发展“飞地经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近日，随着曲江新区控股的西安城墙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城墙南门广场、环城文化休闲体验区及古城文化体验街区综合改造提升三大文化项目的开发建设正式启动，标志着曲江新区在“飞入地”建设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曲江新区“长袖善舞”，近年来，先后发展了城墙景区、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法门寺文化景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等文化产业，取得了骄人成绩。这些园区所在地都在曲江核心区范围之外，是曲江新区离开本土“飞出去”发展的“飞地经济”。如果说大明宫遗址保护区、城墙景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等还属于西安行政区域内地块的话，法门寺文化景区则已经到了宝鸡的行政区划内。最近，曲江又到渭南韩城、延安、榆林等地发展文化产业，触角越伸越远，其西安之外属其管辖、运营的区域总面积已超过150平方公里。曲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不在核心区内，“飞”在外面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陕西发展“飞地经济”的典范。

　　在专家们的眼中，西安曲江新区“飞地经济”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步曲江新区之后，西安城三区新城、莲湖、碑林的“飞地经济”计划在2010年年初就已启动，此城三区经济总量占全市的三分之一，但面积加起来不及半个未央区大。新城、莲湖、碑林城三区完成的“飞地”计划，让城三区“大”了将近一倍。通过与高陵县共建“飞地经济”工业园区，推动了统筹城乡发展、取得了以城带乡协调发展的重大突破。

　　飞出地 突破区域发展瓶颈 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曲江新区的核心区域面积40.97平方公里，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曲江新区的地理条件已无法承载曲江的进一步发展，曲江新区西边是大学区，南边是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北边是西影路住宅密集区，东边是西安交大产业园，发展空间已相对有限，在狭小的“笼子里”已无法充分施展拳脚，曲江需要走出去，需要突破，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复制它的成功模式。按规划，到2015年，曲江新区将建设以文化、旅游、生态为特色的国际化城市示范新区，全面建成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曲江新区有走出去的内在动力和迫切要求。发展“飞地经济”成为曲江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然，曲江新区的使命还不止这些，“曲江新区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在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参事张宝通看来，国家在给予“示范区”这顶帽子的同时，也赋予它们“飞”出去，“提携”其他地区发展的历史使命。

　　陕西及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龙头”地区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与辐射。

　　曲江新区的辐射力有其自身特点，曲江之“飞”实质上是文化产业之“飞”，曲江飞入之地大多是文化资源丰富独特之地，“飞入地”原有的运营模式和发展环境颇显乏力，这使得越来越多陕西文脉所在地划归曲江旗下。曲江新区以特有模式推动陕西“飞地经济”向前发展。

　　另一个“飞地经济”的代表是西安市碑林区。碑林区仅有22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典型的“袖珍城区”。然而，在这仅占西安市0.23%的土地上，却创造着11.1%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均每平方公里创造的生产总值达0.83亿元。密集程度可想而知。碑林区尽管拥有无法比拟的资金、人才和管理优势，可苦于土地越来越少，发展遇到瓶颈。2009年底，西安市出台《支持城三区和远郊区县共建工业园区》新政，规定2010年起每年拿出3000万元扶持区县工业园发展，支持城三区和远郊区县工业园合作，发展“飞地经济”。这为碑林寻求突破发展找到了契机。2010年，碑林区与高陵县正式签订共建碑林高陵工业园框架协议，正式“飞”了出去。商定碑林高陵工业园分两期开发建设。一期东至高陵县南北五号路，西至高船路，北至西高路，南至渭河，约8平方公里区域；二期东至高陵县与临潼区交界处，西至西禹高速，北至高油路，南至西高路，约20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个被称为“新碑林”的地方占地面积共28平方公里，比碑林区整个辖区面积还大6平方公里。这一“飞”，让碑林区找到了推动城乡统筹、实现共建共赢发展的新路子。紧接着2011年4月，碑林区又与临潼区联合举行了两地合作发展“飞地经济”专题研讨会，这是碑林区继高陵工业园区签订成功后的又一“飞地经济”发展之举。

　　与碑林区情况基本相似的西安市新城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繁华商城珠联璧合的典范，但由于地处中心城区，这里土地资源短缺，工业用地的利用空间极为有限，需要不断的拓展，扩大对外的合作。省委党校副教授梁知博认为，发展“飞地经济”成为新城区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土地资源而言，西安城内的发展格局已然变小，工业用地的利用空间极为有限。”张宝通认为这是新城区，包括城三区飞出去的“内在冲动”。新城区最初建立的工业园位于高陵东南部，总占地面积达21.2平方公里，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在高陵县发展“飞地经济”，建设新城高陵工业园，对新城区来说，可以调整和优化区内经济结构，促进工业跨越式发展。

　　“杨凌‘飞’出去的是农业高新技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赵守国教授表示，杨凌的发展手段主要是通过技术示范和技术辐射。杨凌通过“核心示范—周边带动—广泛辐射”的推广格局，已在甘肃、新疆、内蒙、宁夏等16个省区建立近200个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杨凌计划在启动建设占地100平方公里的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基础上，在陕西省内再建设若干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刚刚发布的《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要求在陕北建设旱作农业发展示范区，为杨凌“飞”出去，到陕北去发展“飞地经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国家赋予杨凌示范区的任务就是搞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示范，而干旱半干旱的地区在陕北，陕西现代农业的希望在陕北，杨凌的用武之地也在陕北，去延安、榆林搞合作，去搞现代农业是杨凌的发展出路。”张宝通接着说，“陕北农业发展的技术和人才都在杨凌，杨凌就可以搞‘飞地经济’，研究在杨凌，用武之地在陕北，利用杨凌的人才科技来发展示范区，为黄土高原其他地区，如山西、甘肃、宁夏做出示范。”张宝通继续补充到“咱们这是陕西或者西部发展飞地经济的路线、模式，这种模式是很成功的，富有特色的。”

　　发展“飞地经济”，这和“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发展理念有相同之处。赵守国分析认为，作为飞出地，它一定是在某些产业上颇具优势并明显领先，如此，发展模式才有输出的可能和复制的价值。

　　飞入地 利用土地资源优势，积极谋求超常发展

　　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MinZhou 就把“飞地经济”的载体定位在园区、基地和城镇，并强调是区对区的产业转移，管理与项目的复合承接。

　　碑林临潼产业园计划将分两期开发，合计约10平方公里区域。碑林临潼产业园将充分利用碑林在科技、教育、商贸、现代服务、招商引资上的优势，建立名校分校和幼儿园，引入大型商贸企业等。

　　在某种程度上说，飞入地会更具优势。高陵县借机可增强产业、人口的集聚力，成为大都市的新城组团。

　　高陵县成了“香饽饽”，城三区“飞地”围绕着高陵县城周边连成一片，总面积超过了70平方公里，占到高陵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还多。那么，城三区为什么不约而同把“飞地经济”计划都选在高陵呢？梁知博认为，一方面是高陵县为了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推动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紧紧抓住西安市提出支持城三区在远郊区县发展“飞地经济”的大好机遇，另一方面也有其必然性，高陵县面积29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8万，地势平坦，土地资源明显，素有“黄壤陆海”和关中“白菜心”之美称，“地大人稀”的优势恰好可以弥补城三区发展中面临土地资源紧缺的劣势。

　　此外，随着西安新行政中心的北迁，高陵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用高陵县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的话说就是：“我们距离新的行政中心只有不到10公里的距离。”

　　专家指出，“飞地经济”合作模式将有力地促进双方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实现深化合作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对推动城乡统筹、实现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飞入地”与“飞出地”的携手合作，使各自的优势得到互补和叠加，工业园区的建设不仅是两地加快科学发展推进城乡统筹的“驱动器”，也是增进两地友谊的“连心桥”，还是继续开展深化合作的“助推器”，必将推动两个区域经济社会新的腾飞。

　　高陵县一位政府官员不无自豪的表示，城三区“飞地”高陵，将为高陵县带来资金、人才等投入，而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也会因此得到快速提升。

　　《西安市“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快区县园区的建设，加快发展“飞地经济”，全面推进新城高陵工业园、莲湖高陵工业园和碑林高陵工业园的建设。按照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在全市依托高新区建设向西南方向重点发展，依托浐灞流域建设向东北方向重点发展的同时，高陵这个昔日的远郊县城，已经成为跨渭河向北方向发展的重要构成区域。“在渭北地区结合经济开发区扩展和城三区‘飞地经济’建设，形成装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园区”——西安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历史选择，已经握紧了工业强县高陵的手！

　　模式探索 省内发展优势明显 跨省发展需要破解体制障碍

　　其实，“飞地经济”模式最早是从我国一些沿海经济特区开始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外资加工产业的逐步形成，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日渐成为国外企业的海外“飞地”，由此开始了我国发展“飞地经济”探索和实践。

　　近年来，“飞地经济”模式，由沿海经济特区逐步推向内陆城市，常州、福州、辽宁等一些省市相继出现“飞地经济”。

　　很显然，“飞地经济”是区域间工业化水平发展的差异性，进而形成了产业梯次转移的过程。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刚认为，“飞地经济”意味着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工业产业和输出工业项目，实现两地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

　　选择“飞地经济”模式，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区域间的“互动”，终极目标是实现“双赢”。

　　吴刚认为，区域内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也应当突破思维定势，放宽眼界，陕西省在承接关天经济区及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同时，也要“飞出去”，力争把“飞地经济”做大盘活。

　　同时，“飞地经济”发展的视角，不应该局限于工业经济，也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发展农业。吴刚认为，核心是要以开发区园区为载体，推进产业布局向开发园区集中、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推动优势产业集群集约发展。

　　有观点认为，从飞地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现今仍是“园中园”。既在某个地方设立新的产业园区，作为现有开发区的延伸和辐射。飞地经济的最优发展模式是“净地托管”，既工业园区规划不变、行政区划不变，拆迁安置由当地政府完成后，净地交给有实力、有品牌的开发区来建设、管理、开发。

　　“飞地经济作为缩短区域间发展差距的重要形式，有利地提升区域经济活跃度，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仍需探索”，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参事张宝通建议说：“城三区既然在高陵都有飞地，三者不应各自为战，需要高度整合来共建渭河北岸工业区。”

　　诚然，飞地经济如能跨省发展的合作模式会牵涉到省际层面，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在大面积土地的管理政策。张宝通同时建议，无论飞地经济是否跨省，一定要避免土地扩张的“冲动”，把核心放在优势产业的迁移上。


　　来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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