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十年。这十年，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实现共赢的十年，更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中重新定位，由参与到引领的十年。这十年，中国实现了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市场”、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而未来十年，中国在全新的经济格局中将会面临更大的内外部压力，这是对中国经济新的更大的挑战。

 “入世”十年，中国对外投资渐入“佳境”

 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与贸易增长密切相关  可以说“入世”十年，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全球贸易大国。我国的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过去五年中，我国对外贸易从初期快速增长，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急剧下滑，再到2010年实现快速恢复，五年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9%，高于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同时，出口由世界第三位跃居首位，占全球份额由7.3%上升至10.4%。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希望通过在国外投资设厂的方式，扩大其市场份额，因此带动了对外投资的提升。

 对外投资逆势而上，投资规模急剧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更是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3~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54.1%，近几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全球FDI总流出量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持续增长后连续三年下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危机并未改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大幅减少的背景下不降反增，且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32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0.4万亿美元。以此为基础计算，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和存量的5.2%和1.6%，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居全球国家（地区）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据预测，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递增速率测算，投资流量在2013年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存量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海外投资和吸收外资1∶2的比重可望在2015年前后升至1∶1。而随着中国企业迈出了出海并购的步伐。目前，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8∶1，上升至2010年的不到2∶1。“中国资本”正跃居为全球投资领域引人瞩目的力量。

 多地区、多领域中国对外投资“全面开花” 《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且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6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覆盖率达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和制造六大行业。这些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为对外投资“保驾护航” 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加速推进，并已经在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债券市场融资、离岸资金回流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香港离岸市场规模已经初显，主要流出、流入渠道正在发挥效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增速令人瞩目，2010年达5063亿元，2011年上半年则增长到9575.7亿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7%。人民币回流机制也基本成熟，包括了在岸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人民币FDI等多种方式，对人民币成为资本投资工具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目前，离岸市场已经发展出了与对外投资相关的融资、清算、财富管理等一系列相关产品业务，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不断丰富完善，从根本上促进香港形成一个自我循环、不依托本国离岸市场，为国际资本接受人民币搭建了平台，从而为以人民币为投资载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巨额储备资产配置严重失衡的局面迫切需要扭转  截止2011年一季度，中国的对外资产达43948亿美元，对外净债权为19340亿美元，然而，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174亿美元，加上对外股本证券投资632亿美元，总规模仅为3806亿美元，在海外资产中占比不到10%，在对外净债权中占比不到20%；而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国债等债务性资产。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效益，因此，实现从“债权投资”向“股权投资”的转变，也是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

 对外投资尚处初级阶段未来投资发展潜力巨大  尽管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五，但从存量规模上看，与传统投资大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统计公报》，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3172.1亿美元，居全球第十七位。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另有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0多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存量加起来还多。从投资存量的地区分布看，亚洲、拉丁美洲是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所占比例分别为71.9%和13.8%，而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存量比重仅为9.4%，这说明我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走出去”非坦途：未来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与困境

 展望未来，中国大规模资本出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走出去”的道路也并非坦途，除了政治动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以及各类经济风险之外，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地会面临战略上的风险。

 投资失利风险高，凸显中国海外投资全局战略的缺失  国际知名金融数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2003~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该指数2007年以后再次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而另一方面，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我们不熟悉、不可预知的风险越来越大。由于我国企业“走出去”规模日益增加，投资方式上从相对简单的加工贸易向资源开发投资、兼并与收购等发展，“走出去”的目的地也从传统的东南亚、香港、北美向非洲、拉美、中亚、中东等地区转移。这样，也就从国家风险相对较低、较为熟悉的地区向国家风险相对较高、较为陌生的地区转移。

 全球保护主义风起，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遭遇各类投资壁垒  在中国海外经济扩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会以直接设卡或间接制造麻烦破坏投资环境来阻挠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中国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就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这其中美国很多领域并非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008年，华为公司联合美国基金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公司移动网络业务受阻，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此外，中海油、鞍钢、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等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屡屡受挫，领域波及信息、能源、采矿、冶炼等被其认为的战略安全领域。

 深处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深感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在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加以阻止。

 而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意挥舞投资保护大旗。2009年2月，印度政府修订并限制外国企业在国防、通讯、航空等领域参与的程度。

 2010年2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对可转换债券实施等同于股权的管理，这是自2009年9月澳大利亚限定15%的持股上限以来，第二次收紧海外投资规制。

 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与制止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与WTO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资源定价权旁落将可能导致海外投资成本进一步上升  当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是为了购买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但是，未来海外投资的成本可能被大幅抬升。作为开放型的经济贸易大国，对能源和资源的高进口依赖性，应使得中国对大量进口的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然而，实际上，由于国际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生产供应，大部分由少数大型垄断跨国公司控制（例如，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与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三大铁矿石巨头，控制着全球70%多的铁矿石资源），以及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卖方市场”特征，中国在这些重要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数量及价格制定上，往往处于被动局面。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国际战略性能源与资源的市场价格，受世界经济景气状况、金融市场波动、投机以及海运运费变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呈现出“大起大落”的严重不确定性，2007 年以来国际石油、铁矿石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减少重要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给国内贸易和需求企业带来的生产和经营困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行合资、收购、控股或参股海外能源与资源的勘探、开发与生产，以逐步增强对战略能源和资源的生产控制和价格决定权，就成为中国能源和资源企业的必然选择。

 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国家设置各类投资壁垒抬高中国海外投资门槛。上海有色网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除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10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锌精矿占中国当年锌精矿进口总量的35%，排第一；铝土矿约占24%，排中国铝土矿进口量的第二位；铅精矿以13%的占比仅次于秘鲁、美国，排在第三位。然而，近期，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最近宣布，计划在2012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日前公布的受控于碳价的企业名单包括国际电力、TRU能源等电力企业，布鲁斯科等钢铁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赛德等矿产资源和石油巨头。将被征收碳税的这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到了澳大利亚总排放量的60%以上。由于铝、煤炭和矿石领域正是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希望在澳大利亚投资开拓的主要产业领域，这也意味着，今后对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进行直接投资，其投资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因此，海外投资不能仅仅考虑规模和速度，而要考虑如何利用全球的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开展海外投资是必然选择。为了降低暴露风险，规避摩擦风险可采取“因地制宜”和“柔性进入”的海外投资战略。

 “因地制宜”战略就是在对重点国家和地区资源和能源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开发计划规划。对所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加强风险评估与管理，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险体系与风险补偿机制，从而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

 而“柔性进入”策略就是可以采取小份额股份购入的形式，比如在矿产资源开采和使用上，持有20%以下的股份来保障长期供应；或者采取合资形式尽量避免绝对控股，这样可以减少并购敌意，进而为与东道国长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未来十年，海外经济利益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而保护权益驾驭风险则最为关键。（来源：《中国经贸》杂志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