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中国经贸

——兼议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经济分工格局变化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趋势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6位跃居世界第2位，在全球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占3.4%提高到2010年的占9.5%；货物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8位跃居第2位，其中，货物出口额2009年和2010年已连续2年成为世界第一位，占全球出口的比重达到10%，其他许多经济指标在国际上的排位显著进步。2010年我国人均GDP接近4400美元，首次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有效应对世所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十一五”时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30%，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的国际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面向“十二五”和到2020年的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全面分析判断把握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准确把握国际国内新形势，开创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新局面。

一、紧紧抓住和充分用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08年9月以来，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在经济和非经济多重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曲折，各种变数迭生。全球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日益激烈，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愈发突出，由于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国际经济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显著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主要发达国家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国际金融危机凸显的不合理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机制，改革进程步履蹒跚；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有待突破，艰苦培育、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任重道远；总量庞大的国际金融“有毒资产”，在许多发达国家巨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掩盖下暗流涌动，不仅尚未得到全面有效清理，而且财政赤字高企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后患不容低估。全球通胀压力显著增大，粮食、能源、矿产和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振荡，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且金融投机因素不断增强，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复杂程度。中东、北非乱局继续蔓延和剧烈动荡，大地震、海啸和7级核事故使日本经济加剧衰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深化和发酵，已从希腊、爱尔兰，蔓延至葡萄牙，危及西班牙⋯⋯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海外并购，带动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整体实力显著上升，成为一道靓丽的国际风景线，但在大量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入的冲击下，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本币升值以及经济转型、贫富差距、出口市场竞争激烈等困难和障碍，也给新兴经济国家下一步发展带来新的考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经济稳定增长，金融运行平稳，资金供给充裕，财政收入良好，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链配套齐备，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加强，国际竞争力稳步提高，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多谋善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全球战略视野坚持施行长期政策举措，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我国在世界经济结构、治理机制和未来发展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中，努力占据主动和有利的地位。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我们在取得占世界GDP生产的9.5%、对近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30%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消费了全球一半左右的钢铁、水泥、煤炭和10%的石油等。中国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为全球生产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大量消耗着宝贵的能源资源，也影响和损耗着自身脆弱的生态环境。一些发达国家为遏制我国的发展，在节能、环保、低碳技术方面实行技术限制和垄断，并要求我国承担超过承受能力的所谓环境和气候变化“责任”。10年前，在面对严峻挑战和诸多困难的条件下，我国政府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出了广泛而深远的承诺，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成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成绩斐然。随着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积聚，我国30多年来快速发展中曾经有效利用的一些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减弱；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在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产生的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居民收入分配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等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因此，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做出重大调整，完善对外开放模式和体制政策。要深刻把握当前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国际经济分工格局变化与国际经济治理和全球金融货币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趋势、新特点、新变化，充分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注重统筹和切实协调好加强全球经济合作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要有效突破发达国家垄断和制约我国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把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更好结合起来，加快提升我国重大科技研发和创新水平。要坚持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关系、扩大进口和稳定出口的关系、扩大对外投资和有效利用外资的关系，切实改善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着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推动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同时，要加快完善国际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发展新模式，突出加强与新兴经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互利合作；在国际事务中提升参与度和话语权，在全球经济复苏及其治理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发挥整体作用和实力影响，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长期经济安全。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学习世贸组织规则、熟悉规则、遵守规则，已成为规则制订的参与者和推动者。通过清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平均关税从15.3%降到9.8%，开放了10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企业面对市场不断开放和关税大幅下调的压力，经历了艰难和痛苦的调整过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成长，竞争力逐步增强。在我国由贸易大国、经济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强国转变的进程中，企业还要经历更加艰苦的磨砺和淬变，要通过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网络的出口企业和著名品牌，增强产业、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完善和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对外开放有力助推我国发展方式转变，迈上新台阶、达到新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

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实现“十二五”以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根本要靠科学技术，关键是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当前，国内与国际相联，发展与转型交织，机遇与挑战同在，如何更高水平地实现对外开放环境下的自主创新，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各方面必须深入践行的大问题。国际上通常将专利技术的拥有量作为区分制造和创造的标尺。有了专利以后，就可能有新的商品出现，有新的商标、品牌诞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国际申请量超过1.2万件，排名已上升到世界第四位。当年授予境内专利权71.9万件，授予境内发明专利7.4万件。到2010年底，全国境内有效专利数为173.2万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23万件，分别是2006年的3.5倍和3.6倍。应当说，“十一五”时期我国在专利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专利数量的持续增长，反映出我国自主创新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差距也十分显著。另有资料显示，当今世界共有名牌商品约8.5万种，其中90%以上的名牌属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世界名牌占全球品牌量不到3％，销售额已占到50％左右。而在世界前100位的著名品牌中，没有我们生产出口商品的，或是产品占世界市场比重较大的那种品牌。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在品牌建设上还有很大差距，也与作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应当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成就显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0%，对外贸易带动的就业人数平均在0.8~1亿人，其中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出口不仅关系经济增长、城乡协调发展，还关系劳动就业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未来一个时期，继续发挥对外经济在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重在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努力保持进出口稳定平衡增长，使对外经济更好地为实现宏观经济和调控目标服务。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在大力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网络的出口企业和著名品牌，进一步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增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使出口贸易继续为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新的历史阶段，必须充分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功能。要有效扩大进口规模，促进国际贸易收支基本平衡。不断优化进口结构，增加进口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重要能源原材料，加大促进改善和保护环境的技术和设备进口，加快健全战略资源进出口调控储备机制。着眼于改善进口结构，坚持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服务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致力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全面进步，切实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对华贸易逆差较大的美欧发达国家放宽出口管制，为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适度调节不同档次消费品的进口，适应国内多层次消费需求。促进从最不发达国家和主要顺差来源国增加进口，逐步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

四、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必须更好更快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十一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大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03~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增加了7.4倍，为2500亿美元。200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仅28亿美元，2009年，达到480亿美元，占全球的5%，累计设立境外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2010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59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6%，成为世界第5大资本输出国，已连续数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对比发达国家，我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近年的境外投资合作，虽投资结构已有进一步改善，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和加工制造业，但在第三产业的投资中，贸易、房地产、旅游、餐饮等传统投资项目仍占较大比重，金融、保险业投资较少。近年的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有增长趋势，并购和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业，境外开设的研发中心也在增加。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投资并购高科技企业仍然较少，对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带动力不强。当前，跨国收购、兼并已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而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往往缺乏灵活利用各种投资方式的能力，对投资国的法律法规研究不足，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投资方式囿于单一，不利于我国对外投资的持续健康发展。“十二五”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从“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协调发展，实现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基本平衡。要科学制定全方位“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和顺应国际经济结构与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明确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定位，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的统筹规划指导，扬长避短，互补互利，合作共赢，充分利用全球生产要素，鼓励企业跨国经营，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要用好用活外汇储备，向境外转移成熟技术装备和产能，鼓励有实力、有信誉、有竞争力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开展海外并购。要完善财税、信贷、外汇、保险等扶持政策措施，加强境外投资和经营能力体系建设，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落实企业境外投资自主权，简化审批手续。要大力培养海外国际经营人才，着力加强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扩大农业国际合作，办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提高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质量，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计价结算中的使用，健全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投资风险。要积极实施经济互利合作，开展有利改善当地民生的合作项目，巩固与发达国家的投资合作关系，多种方式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探索贸易投资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对外援助相结合的发展新模式，开拓新的发展领域和合作空间。譬如，近10年来经过几次修订的美国《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简称AGOA），是美国向所谓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37个受惠国家赋予的2000年至2015年单方面市场准入。该法案超过了美国普惠制（简称GSP）条件下的贸易优惠，GSP允许129个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4600多个税号的商品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而AGOA在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清单中，增加了1800多个税号的商品，使得符合条件的商品达到6400多个税号。这为我国企业在这些南部非洲国家拓展市场、发展经贸业务提供了很多机会。国内已有一些电子、纺织等加工制造企业，投资非洲设厂，当地销售，也可出口产品到美国。这既有利于国内成熟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困难。当前，南南贸易和投资正在全球范围呈现迅速扩大趋势，据亚行一份研究结果显示，南南贸易的份额，已从1990年占全球贸易的约7%提高到2009年的17%，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其中占到3/4。以我国为代表的亚洲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经济发展的出色表现，为全球经济贸易的平衡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南南国家经济贸易投资合作，将越来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发挥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必须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从无到有。从经济领域而言，对外开放从利用外资起步，成效十分显著。截至今年4月，这30多年来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超过1.1万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侨回国投资。2010年，当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57.4亿美元，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市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市场之一，2010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当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二位，已连续18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未来一个时期，面对全球经济分工合作竞争新趋势，我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必须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水平，因势利导，突出重点，重在实效。从指导原则来说，第一，科学引导外资投向，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利用外资要以我为主，择优选资，着眼于推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加强和汲取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重在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重在推进自主创新，重在对先进跨国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取长补短，学习国际先进的金融、物流、营销、法律等现代服务业管理经验，在与外商的合资合作中，加快中国跨国企业的成长壮大步伐。第三，要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相结合。我国是一个拥有13.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均发展水平落后、资源不足，生态环境欠账多，这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此密切相关。把目前一些发展过程中的压力，转变为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和潜能，首先要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完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切实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其中，譬如怎样把吸收外资与我国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发挥潜在智力优势结合起来，使外商投资中国，与我国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相统一，使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真正成为我国的最大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就是实现我国今后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一个大课题。因此，提高利用外资水平要从这三个方面下工夫，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吸收外商投资更重要的目标。从具体政策导向来说，要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农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稳步开放教育、医疗等领域。积极开展中外企业研发合作，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区域和全球研发、运营、物流总部，支持外资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引导外资为国家的自主创新、产业技术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服务，更加有效地发挥外资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方面的新作用。要依法规范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提高外商投资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益。不断完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是首要的方针  必须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近30个，直接接壤的邻国15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长期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占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0%以上。一方面，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发展势头日益加强，中国的持续发展给周边带来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机遇；周边的发展和稳定，也使得我国从中受益。同时，周边又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是我们加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外部屏障。一个合作发展、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周边正在成为我国实施“走出去”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地区，是进一步加快沿边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十二五”时期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区域布局上的新重点。要制定和实行特殊的开放政策，发挥沿边地缘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沿边开放，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促进和推动解决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要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加强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改善我国与东盟、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路连接的瓶颈状况，发展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建成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把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把广西建成与东盟合作的新高地，把云南建成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扩大和深化同周边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改善和优化我国对外经济空间布局，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和口岸经济，加强人民币国际计价结算在周边国家（地区）贸易、投资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的作用，发挥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交流互动的新优势，加快把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末端，转变和提升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不断提升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同时，要坚持陆海统筹、协调发展的方针，进一步促进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加快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七、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和加强国际与区域合作机制建设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二十国集团平等协商、共同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二十国集团成员既有发达国家成员，又有发展中国家成员，代表性较为均衡。要继续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开展对话与合作，不断完善二十国集团机制，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和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应当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环境，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针对那些有关中国快速发展的各种言论，包括“人民币汇率”、“顺差国”、“债权国”、“储蓄国”、“能源消费大国”、“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等所谓“国际责任论”⋯⋯我们要积极细致做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建设性的方式和对方理解的语言，加强务实沟通，平等协商化解，妥善处理矛盾。要进一步阐明我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继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于促进国际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积极意义。我国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和负责任的体现。那些放任本国货币贬值、一味采取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以邻为壑的国家，应该真正反省自己的做法。中美贸易统计中的所谓中方顺差额，是由60多年前“二战”结束后确定的国际贸易标准统计制度带来的。这个旧的统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分工和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在现存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中，贸易双方的实际利益已被严重扭曲。这个旧的统计制度反映出的所谓巨额“顺差”、“逆差”，已不能真实体现贸易双方所获得的实际贸易成果和比较利益，现存国际贸易统计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就连WTO总干事法国人拉米，也已认识到所谓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虚假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现行国际贸易统计制度的落伍和不合理。实际上，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已增长150倍，达到3853亿美元。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双赢的，保持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也处于较低水平，发达国家多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作为追赶型经济大国，苛责中国具有明显的不公正。况且我国已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左右。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开拓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局面，不断化解外界对我国发展的忧虑和阻力，阐明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必须进一步增强政策透明度，积极争取更多话语权，有效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要继续通过多边机制、高层互访、政经对话、高峰论坛、学术交流、大众媒体等多种途径和多双边渠道，不断提升国家软实力，有效应对和化解各类摩擦，团结新兴经济国家和更多发展中国家一道，在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中，共同反映合理诉求和利益，多方阐述正面立场和主张，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朝着民主化、科学化方向演变，体现国际经济新变化、新趋势、新格局的要求，以利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在推动建设二十国集团机制、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完善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机制等的同时，要进一步大力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充分发挥中国－东盟等已建成的自贸区的作用，重点深化与亚太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加快推进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5国及与一些欧洲国家的自贸区谈判进程，加快推进与印度、韩、日等国的研究和推进力度，力争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围绕上述几个方面，通过持续不懈地工作，努力为我国“十二五”时期和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中国WTO研究会常务理事，教授、博导　张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