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新加坡这个小岛国产生了持续性的浓厚兴趣。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借鉴新加坡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有不少地方政府，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新加坡、“叫板”新加坡，率先实现现代化。实事求是地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如新加坡一样的其他小国，能够引起中国高级领导人、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如此广泛、持久的关注。其中的原因，恐怕也难以一言以蔽之。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同样是华人社会，同样地处亚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同样一穷二白，新加坡独立后为什么能够取得令人称道的成功？中国有没有机会赶超新加坡？这类问题无疑是富有吸引力的。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它由新加坡岛及附近63个小岛组成，面积699.4平方公里，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人口约460万人，其中，华人占76.7%，还有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种族。1965 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新加坡自然资源贫乏，经济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和周边国家。在1960年至1984年间，新加坡 GDP年均增长9%，是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经济以转口贸易、金融、石油化工、航空、航运、旅游和通信业为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到 1%，粮食全部靠进口。1997年，新加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但影响并不严重。
　　冷战时期，新加坡选择与西方等为伍，因此得到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国际支持。用李光耀的话说：“既然邻近国家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联系，我们就必须跟发达地区——美国、欧洲和日本挂钩，吸引它们的制造商到新加坡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输往发达国家。”(《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下文如未特别说明，引文均引自该书)
　　冷战之后，新加坡在外交上立足东盟，面向亚洲，奉行“大国平衡”政策，取左右逢源之便，经济发展整体上一帆风顺。一直以来，中国对新加坡有很大的影响力，李光耀也承认：“除了英国，其他任何国家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影响都不及中国来得大。”中国和新加坡自1990年10月3日建交以来，两国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成果显著，经贸活动发展很快。2008年10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意味着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未来将更加密切。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最感兴趣的课题似乎是：第一，新加坡何以能够取得成功？这种成功由何处来？第二，新加坡的成功是可持续的吗？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合作，是否必然走向互利双赢？原因又何在？显然，回答第二个问题的难度，要远大于第一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翻开世界地图，几个屈指可数的处于海上航运关键地位的城市，现在都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苏伊士运河区是个例外)，如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直布罗陀、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直布罗陀的半独立，是英国和西班牙争霸的遗迹；巴拿马则是在美国的干涉支持下，从哥伦比亚分裂成为独立国家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裂的原因很复杂(甚至也不能排除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撤离时刻意挑起矛盾以左右事态的结果) ，但一个独立、安定而依附的新加坡，肯定是更符合世界性大国 (如美国) 的心愿的。对新加坡自身来说，它位于世界最繁忙的航道，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良港。不言而喻，地理优势必然成为这个小国最有利的条件。
　　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并不长。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时(当时尚未成为独立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00美元，到1999年则达到22000多美元。无论是相比周边其他国家，还是与类似的其他小国(地区)如中国香港、巴拿马、直布罗陀相比，新加坡的成功都十分引人注目。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对此作了深入细致的回顾——尽管也有学者对李光耀的看法并不以为然，甚至讥之为不过是“成者王侯”之论而已(马毅仁，《成者王侯》)。但是，从总体上说，李光耀对新加坡所以成功的总结，是值得认真重视的，同样，成功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李光耀在独立初期就认识到：“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李光耀本人并不讳言自己对英占和日占时期新加坡的深刻印象：处于残酷刑罚下的新加坡社会，虽然人民生活极为艰难，但社会秩序却保持稳定。独立之后，新加坡厉行法治，高度强调社会纪律，依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惩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建立了廉洁有效的政府，同时也保护了财产和生命安全，从而为充分发挥新加坡的地理优势、航运优势、贸易优势、加工优势打下了基础，也为吸引外资、创立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条件。依法治国，是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新加坡要成功，人民决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生存问题对独立的新加坡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出路则是自力更生。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对自力更生的理解，有其鲜明特色，那就是对外开放、绝处求生。自建国初期起，新加坡就积极吸引外资，以解决就业问题。只有民众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新加坡才能有喘息之机。新加坡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航运、贸易优势，积极开发裕廊工业园，引进发展电子工业，接着又发展石油化工工业，建设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第三大石油交易中心，这些都使新加坡经济获益匪浅。另一方面，新加坡意识到自己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的紧张关系，因此，十分注意跟美国、欧洲和日本做生意，密切自己与发达世界的经济联系。对李光耀来说，“反正新加坡也没有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正是对于自身优势和劣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反倒使新加坡能够积极发展外向型、有重点的加工业。也就是说，新加坡的所谓自力更生，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上的。
　　新加坡国有经济在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像公用事业局、新加坡港务局、新加坡航空、新加坡电信以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在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经验表明，落后国家之所以需要国有经济，一方面是积累的需要，穷国如果依靠私人的力量来完成原始积累，将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可以保证企业发展的有效市场需求，而国有企业无疑会在这方面获得优势。但是，新加坡政府从未试图包办国有企业的所有问题，相反，“他们都得到清楚的指示，这些公司必须赚钱，否则就得关门大吉。”政府让国营垄断企业如公用事业局、新加坡港务局、新加坡电信等独立运作，摆脱政府部门的控制，像公司一样以讲求效率、盈利和竞争力的方式经营。从总体上看，新加坡政府是把商业利益置于优先地位的政府，它的国有经济比起世界很多国家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建立，既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又是许多大国都求之不得的成功。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意识到，新加坡正好处于纽约和伦敦两大金融中心的中间，地理位置使它有可能在世界金融市场扮演一个填补空白的重要角色。发展金融业，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世界经济强国和跨国资本的支持；也要求相应的内部条件，如金融法制、金融人才、高效率的市场等。而新加坡在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取得了成果。从内部讲，“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从外部来说，新加坡对国际资本的开放态度，使之能够在与东京、中国香港东亚两大金融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新加坡面临的挑战当然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独立之初，新加坡的政治处境并不优越。一方面，与马来西亚紧张的外交关系，加上国内紧张的种族宗教关系，都给新加坡带来压力；另一方面，当时中南半岛、马来群岛都处在革命思潮传播的高潮期，劳工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李光耀自称其政府“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进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如居者有其屋计划、保健储蓄计划、公积金计划等。这些政策，一方面使百姓享受到新加坡政府带来的实际利益，“有恒产者有恒心”，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另一方面，也使激进的革命者、劳工运动骨干丧失了攻击新加坡政府、打击执政党的口实，从而最终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安定、高效的城市社会。
　　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在实践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合理的社会政策，使新加坡在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达到了预期的水平，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新加坡的稳定和发展。
　　到1980年代，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浪潮也影响到了新加坡政府的抉择，政府相继私有化了一系列国有企业。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新加坡政府，实施了“让人民分享盈余”的政策。例如，新加坡电信到199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盈利能力很强的公司之一。1993年私有化时，新加坡政府以比市价低一半的折扣价，把大部分股票卖给新加坡所有成年公民，并且规定：只要持有人不卖出股票，他们都可以在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年获得红股。结果，拥有新加坡电信股票的新加坡人占劳动力的近9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加坡领导人清楚，人民拥有一家新加坡主要公司的股份，就又多了一道跟国家成就息息相关的有形联系。由此可见，让尽可能多的人民分享发展成果，也是保证新加坡不断进步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客，李光耀用了大量手腕，最终彻底瓦解、瘫痪了新加坡共产党。但是，他却公开承认，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向新加坡共产党学习了做基层工作的经验。新加坡共产党人早期在基层民众中的组织、动员能力，曾使李光耀大伤脑筋；掌握领导权之后，李光耀领导的政府在基层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成立人民协会，把多个宗教会馆、商会、消闲俱乐部以及艺术团体等纳入其中。又如成立居民委员会，并让它与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总理公署相联结。通过这种方式，使政府和民众的联系大为密切。同时，政府还利用掌握的拨款权，迫使基层组织与政府保持一致，“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计划时，将根据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来决定某个选区是否享有优先权”。李光耀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对美国自由派人士对于此事的批评，李光耀并未大加理会：“美国自由派人士批评这种做法有欠公平，听起来好像政治拨款的把戏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似的。”
　　新加坡政府颇为自豪的一点，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很称道的一个事实，就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廉洁高效。事实上，如何保持廉政已成为各个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新加坡的答案之一，是“铁腕护廉洁”。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在1960年修订的最有效的法律条文，是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已经受贿的证据。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李光耀意识到，领导人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他自称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为了建设一个廉洁的政府，新加坡还坚定地推行高薪养廉的政策，这是政府廉洁的另一个原因。其理由则是，如果说参与建国的一代领导人因为强烈的国家信念、政治荣誉和献身精神，能够约束自己廉洁奉公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后的接班者则往往会丧失这样坚定的信念和荣誉感。世界上很多政府，一开始往往比较清廉，但执政时间一长，就变得贪腐起来，原因就在于此。而官员的权钱交易，又是贪腐的主要方式。新加坡把铁腕治吏和高薪养廉结合起来，迫使新加坡公务员既无胆量、也无必要贪污腐化，实践证明，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新加坡在廉政建设中，奉行了实事求是的政策，并未把公务员的廉洁寄希望于“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群人。一方面，高度重视公务员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并不轻信为公共机构服务的人员可以比私营机构服务人员才能更低、品质更差；另一方面，强调公务员的工资应当与其能力、品德相称，应当符合他们的专业才能。从而有条件彻底拒绝“商业民主”、“金钱民主”制度，使流行于不少西方国家的“旋转门”体制(高官卸任之后进入商界获取高薪的惯例)，无以在新加坡立足。从表面看来，新加坡的公务员也许是一支昂贵的队伍，但实践证明其物有所值。新加坡拒绝了表面上的平等主义，却在实质上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廉洁高效。
　　新加坡的社会治理以严格著称，世人也多有微辞。对于大众媒体的管理，新加坡也肯定算不上“新闻自由”的榜样。在这个问题上，李光耀依然显示了其现实主义者的胆识，他自己曾一再表明对“新闻自由”只能有条件支持：“报章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要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声称：“新闻自由其实是报社业主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李光耀的坦率，源于他本人对现实世界的洞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加坡周边的印度、菲律宾、泰国、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等地的电视与报章都无拘无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却并未根绝这些地方的腐败问题。
　　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似乎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了相对其国家大小更加突出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李光耀个人的贡献。李光耀作为政治家，既老练务实又圆滑有手腕，面对西方媒体的攻击时，表现了出众的坚定胆识。他自谓，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不仅如此，他还相信，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令。
　　一件小事，曾惊动了新加坡和美国的最高领导层，也曾成为世界议论一时的话题，那就是“迈克菲事件”。1993年，15岁的美国少年迈可菲在新加坡破坏交通标牌，并在20多辆轿车上涂鸦。新加坡法庭判处鞭刑6下、监禁4个月。这起案子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总统克林顿打电话给新加坡总统王鼎昌要求赦免迈可菲，但新加坡并未让克林顿完全如愿。李光耀忆及此事时，曾反问：“如果只因为犯错的是美国少年，这一鞭就打不下去，那么如果对违法的国人，我们又怎能施以鞭刑呢？”服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一个社会保持安定的根本，一个社会因此才能正常运转，而“选择性执法”，即对权贵富豪、巨奸大盗或者外国人网开一面，必定导致法治的崩溃。严格的法治，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可靠的保障。
　　综合言之，新加坡的成功既非偶然，也不轻松。坚持自力更生、勤劳进取，又厉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实行私有经济却“信仰社会主义”、注重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发展国有经济加快原始积累，却又能优先面向本国人民私有化；外交上主要依靠美欧日，却也积极参与区域合作与外交，并按照自己的利益严格法纪、管理新闻媒体；力排众议实行高薪养廉，但又以铁腕治吏；这些都绝非照搬照抄的结果。自李光耀以来，新加坡政府的治理能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成果，受到了广泛的肯定，不能不说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成功。而所有这一切又提醒人们，成功的政策必须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矛盾，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和发展政策。迷信土的或者洋的教条主义，很难到达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