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4月7日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星期一为以他名字命名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持开幕式时发表长篇讲话，深入地比较了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这两大经济强国的政府制度与公共政策，以此分析两个实行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在经济竞赛场上将取得怎么样的成绩。

　　不过，他深信衡量一国生产力与竞争力等经济因素的标准，除了经济尺度之外，也要考虑文化、宗教、族群特性与国民特质等无形因素。本报全文刊载李资政这篇演讲。

　　亚洲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环顾整个区域，各国都在对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决定公共政策的方式进行变革。它们都要迎头赶上，要和发达国家一样繁荣。

　　原来的亚洲四小虎——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都紧随日本发展。跟在它们后头的有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日本人把这形容为雁行式的经济发展，即每一个新的跟随者都向领导者汲取科技，然后把科技传授给另一组跟随者。不过，这些新进国家不会大到足以改变世界。

　　中国和印度即将震动世界。它们的人口加起来是全世界的40％，而且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是8％至10％，印度是6％至7％。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印度开始时是外包电话服务中心，现在已转向涉及更复杂程序的商业运作，以及环球企业的临床研究中心。

　　中国和印度不仅是向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学习，也向发达国家看齐。它们也选择性地采纳和顺应各种治理国家的模式及原则，以自我推动走向前列。在一些工业领域，它们已经超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结果将使世界重新进行平衡。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由来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前身，是1992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设的小规模公共政策课程。它设立的目的是为研究本区域政府的各种治国体制，同时也为区域内的公务员提供严格的训练，传授实施妥当政策的最佳作法。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新的学院将扩大它的研究和教导范围，把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国家包括在内。它们将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并且可能会对一些经济体在对其他先进经济体奋起直追时为何会较为成功，带来一些启示。引进一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对它们很重要吗？还是有其他未经研究的更深层因素？

我对中国和印度观点的演变

　　我在上世纪50年代从政后，就对中国和印度有很深的兴趣。跟许多同在50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我曾经尝试分析和预测这两个庞大经济体之中，哪个会先成功。我曾经相信那会是奉行民主的印度，而不会是共产中国。

　　然而，到了80年代，我已更加实际和接受它们之间的不同。相信民主和自由市场是进步与致富的必然公式，是个简单化的看法。不过，我也坚信无论政府是专制或民主，实行中央规划、企业由国家拥有或进行国有化，都会导致低效率和低回报率。而且，即使中国和印度都奉行民主、专制或共产主义，它们的表现也会不一样。我现在相信用来衡量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除了标准的经济尺度之外，无形因素如文化、宗教和族群特性与国民气质，都会影响结果。

　　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落后于印度。它的基础设施及人口都在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占领时期遭受破坏与蹂躏，接着爆发了内战。共产主义者在1949年取得胜利之后，中国采纳了苏联的治理制度和经济政策。

　　印度在1947年8月独立后，结存了许多英镑，也继承了前英国殖民地政府留下的良好治理制度和许多上好的机制。它有个奉行民主的体制与法制，也有一支中立而且训练有素的民事服务队伍与国防部队，人民又能讲流利的英语。

　　不过，印度的优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它采取了中央规划制度，其结果和中国一样糟。印度的政治领导人虽然有心改革，却面对了不善于改变和抗拒改变的官僚体制。国内地区之间的推挤和贪污情况更是于事无补。此外，因为执政党在不断易角，一味迎合民众的民主政治使政策难以持续和贯彻。以杭州和班加罗尔这两个可作比较的城市来说，杭州的新机场在2000年启用，班加罗尔的新机场虽然已计划多年，但是却迟至去年12月才获得政府批准建造。

　　中国这个在50年代经济仍相当落后的国家，如今却已迎头赶上印度，并在多个领域超越印度。共产中国是怎么追上民主印度的？民主印度又为何失去了领先地位？

比较中印的公共行政

　　中国是否因为具备了更好的治国体制和有了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所以后来居上？

　　先谈税务制度。十年前，中国有套非常复杂的税务制度，包括省政税、市政税、跨省课税、国内货物税及种种收费。自从推行了对制造品征收单一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VAT）的税制之后，中国税制的效率和效果都有所提升。

　　印度也曾好几次尝试推行全国性的增值税制度，却总不成功。最近一次是在今年4月1日，其中20个州改而推行增值税制，却有8个州仍拒绝参与。

　　中印都深受贪污问题困扰，但是官僚的繁文缛节对印度行政效率的影响远比中国来得严重。在印度创业，须等上88天才能取得所有的相关准证，中国只要46天。在印度申请破产，程序要花11年，中国则是2.6年。尽管中国历经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两段惨痛历史，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出谷底、成功回弹。

比较中印私人企业界

　　另一方面，印度的私人企业界却远比中国活跃。身处印度的半关闭市场，印度的私人公司其实难以同美日最顶尖的私人企业相提并论，但是印度却仍然不乏接近世界水平的私人企业，例如达达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资讯系统科技公司（Infosys）和Wipro。印度的跨国企业开始在西方国家的地盘上收购外国公司。再加上印度企业更能遵循国际经商法则，股本回报率也比中国公司来得高，资本市场也更加透明有效。

　　中国却始终未能造就出伟大的私人企业，哪怕中国如今在科研上的投资已是高居全球第三位。而且中国的商业诈骗情况，规模也大得多。